對香港可持續發展人口政策的回應

香港是一個小城市,天然資源有限。 我們唯一的「資源」就是寶貴和重要人力資源。 人口的創意和生產力是維持經濟發展和活力不可缺少的元素。

在已往,香港都是靠著“人”的智慧,在種種的艱難下發展起來。 在40’年代,逃避戰火的移民為香港建立起諸如紡織和塑膠業等的制造頁,到60’-70’年代,我們又把香港建造為亞洲的轉口中心,國際最接近“自由港”的貿易中心,政府當年的『積極不干預』政策,更是被載入很多國際的經濟研究的文獻之中。

關與人口高齡化的趨勢

隨著香港的經濟變化,由“四小龍”中的工業加工出口,到自由轉口港,再到減今天的金融,物流和服務業中心,香港的“人口”都是我們唯一的“本土資源”。 人口的“老化”從來都未構成問題,也從未“為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”。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,勞動人口具生產力的年期也會延長,“人口高齡化的趨勢”和“勞動人口減少”未必是必然的因果關係,這只是反映了策劃政策和宣示這願境的人眼裡的“年齡歧視”。

諮詢文件中:“我們應為本港找出適當的人口組合,從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,以及提升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。”實在有『思想』上的問題。 曾特首雖然不認同『積極不干預』,但就尊尚『大市場‧小政府』,“為本港找出適當的人口組合”實在太過『計劃經濟』,有太多的『長官意志』。 要知道,香港是一個世界有名的自由市場主導經濟,不宜太多管制和計劃,這個『品牌』費了兩代香港人的努力建立 (30’-40’年代和70’-80’年代),實在不宜隨便動搖。 資金和人口的高度流動,正是香港吸引國際精英帶同他們的財富到香港的主要原因,政府只要提高管治的透明度,管少些『閒事』,香港自然會得出最佳的“人口組合”。 管好“遊戲規則”,一個不偏不袒,更不下場干預賽果的『公証人』,才是香港真正需要的政府政策立場模式。

要指出,現時香港人才流入國內建設和移民外國的數目很大,政府的估計未有對此作出說明,相信是未計算這方面的人力。 其實『大市場‧小政府』正好回答了人口問題的疑問,勞動力市場自會決定“勞動人口”的數目。 議員和政府指手劃腳,對勞動力市場最多有指導性,像徵式的“小”作用,“大市場”自然會按實際情況,去按需要去調節“人口”,要是市場真的有需要,人才自會“回歸”到市場,“勞動人口減少”可能是過慮了。

香港正在轉型,世界也正在改變,如果我們相信未來是“知識型的經濟”,人口高齡化的趨勢”正是代表香港人口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處在優勢。 力量型的“勞動人口” 減少,智慧型的“勞動人口”卻會增加,問題只是有沒有場所給他們發揮和表現能力。

我們觀察過一些老人中心的活動,耆英們的學習能力和對新科技的接受能力遠比我們想像高。 高齡人士的潛在生產力是驚人的,限制了他們的,只是社會的眼光和固定的工作岡位和時間。 大部份的健康高齡人士都有志把他們的智識和經驗回饋社會,但苦於世俗眼光而無所報效,而在心中,有些更對政府在文件中說:“…人口高齡化的趨勢,這些趨勢預料會為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…”認為是一種對長者的歧視。 相信政府要在這方面注意用語。

人口潛力的發展

我們建議,設立“資深市民生產力中心”,以合作社型式,集合長者的生產力,為香港的中小企提供支援,由顧問服務,家庭支援服務,到電腦資料輸入,文章代筆,修改,網站內容更新……長者們都可以勝任。 而再進一步,更可以讓有機能障礙的市民,投入和長者合作,令傷健合作,融入社會,真正的發展人口潛力。

此外,我們也建議政府鼓勵企業為婦女提供“半日制”的職位,及有關的社群支援。 由於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,我們有必要確保女性的潛在勞動力得以善用,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。 然而,在現今香港的市場結構中,部分女性可能認為要兼顧個人和家庭需要,及同時外出工作,是很困難的。隨著網絡及通訊技術的發展,混合“半日制”和SOHO式的工作環境能夠為婦女提供一個既能夠發展事業,而又不需要放棄家庭的機會,上文提到由長者提供的家庭支援服務,也會是其中的重要成份。 婦女透過“半日制”職位投入社會,有助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,也不會因放棄事業照顧家庭,而日久和職場脫節,這樣潛力勞動人口力量才能夠為香港的持續發展服務,也配合到06年施政報告,為家庭提供支援的意思。

以上的建議,組合起來,除了能夠為勞動力市場注入力量,也能夠為和諧社會提供一個高應用性的融合環境,把長者、殘障人士、婦女和主流的經濟活動實質地互動起來,遠比流於口號的運動實際,希望政府可以起帶頭的作用,統籌和援助這類的計劃,像“社區投資共享基金”就會真正的把“社區”共融起來,而不止是流於聯誼會活動,或網站計劃般無聊。

配合經濟轉型的需要,我們更加需要為現存的勞動人口提供轉型機會,單是再培訓課程是不足以為轉型的勞工提供機會,我們建議為中小企提供有津貼的學徒制度,為有志轉業的勞工提供機會,以實際的工作,為轉業人士建立工作經驗和資歷,這比虛幻而單一的“課程証書”更能夠幫助人口適應轉型,始終“勞動人口的質素”是建基在實際的工作經驗上,証書只是一紙課程証明,迷信學歷証明只是“資歷架構”發展不良,缺乏業界支持的現象,希望政府可在這方面更努力。

確實檢討公共財政營收

“本地生產總值下降,庫房稅收因而減少; 而由公帑支付的生、福利及其他相關服務的需求則增加。”是政府在“人口高齡化趨勢”下的假設,但這個假設是建基在現存的公共財政營收的基礎上。 或許,是時候全面檢討我們的公共財政營收政策的時候了。

在銷售稅的新聞調查中,不乏論者指出,商界及納稅人都明白和接受現在的稅率和稅階存在問題,很多都同意和接受政府去調整稅率和稅階,但就不同意開徵銷售稅。 我們認為政府要聽到這些聲音,正面的作出回應。

香港的問題在於開支增長過快,而不在於收入不穩定。當開支大增時,拓闊稅基治標不治本。單靠開源而不節流,難以平衡預算。 公共開支的增長,意味著社會越來越多的資源,被低效率的公共領域所控制及分配,脫離高效率的市場機制。 也意味著香港政府的施政,離「大市場,小政府」越來越遠。

如果硬銷銷售稅,其實旨在只是隱藏公共財政的隱患,讓複雜的銷售稅豁免機制進一步膨大政府的架構和開支,那倒不如真正的,深入的檢討現有的稅制。 要澈底解決問題,我們需要全面檢討政府的公共財政,控制增長,不是現在般的修修補補。 讓問題隱在暗處,只會令未來問題曝光時情況更惡劣。 要“可持續發展”,我們更不能徊避這問題。

政府更應該同時檢討現有的綜援制度和社會福利開支用度。 錯漏百出的整個綜援制度真正的問題是彈性底及過時,服務對象亦不清楚,(包括了老人,失業及單親家庭…..等) 由於不同對象的生活需要及消費完全不同,制度難免在顧及所有人時做成不公平。 綜援受助人若從事兼職或其他低收入工作,要掙取多少收入才喪失綜援﹖這個豁免入息水平若定得太低,受助人便沒有工作的誘因,若定得太高則會浪費公帑。 綜援應否和失業救濟徹底分家,單純作為照顧老弱傷殘的安全網,另行制訂失業援助和退休保障制度﹖種種問題,反映了整個綜援制度必須全面檢討,否則由此引起的社會爭議將會不斷升級,可持續發展也只是一句空話。

而關於社會福利開支用度,我們建議政府提高各受資助的福利機構,也會受到政府審計署的抽樣式監管和評估,以提高透明度。 這樣有利香港福利的可持續發展,也有利於控制福利機構的“行政”開支,使援助更高效率的到達受助人的手中。 對社福界的“門面”開支,和實制到達弱勢社群的比例,要有一個有效率而高透明度的控制,政府才能對市民交待,由97年開始增加的社會福利開支那裡去了,我們才會對社福界的可持續發展有信心,因為他們會在上述的種種政策裡,擔起重要的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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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發佈日期: Tuesday October 31, 2006 HKT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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